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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晏为唐朝做了哪些财政改革?对后世有哪些影响?
2022-08-11

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理财专家,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,解人民于倒悬,身体力行,呕心沥血,几十年如一日,孜孜不倦。在任职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,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是大唐王朝经济战线上不折不扣的英雄。

《三字经》中有“唐刘晏,方七岁。举神童,作正字”之语。此刘晏,即为今天要讲的主角。刘晏因年少聪慧被写进《三字经》,但其之所以被历史铭记,则是因为他对大唐王朝做出的重要的贡献。

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、唐德宗四朝,长期担任财务相关要职。尤其安史之乱后,国家凋敝、国库空虚,刘晏以其卓越的能力在经济这条战线上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。

“要想富,先修路。”老祖宗说的这句话,从古至今未曾有变。这可不仅仅是把老乡家里滞销的那点苹果运出来那么简单,而是——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。唐朝时的漕运主要是水路交通。然而经过安史之乱,漕运废弛阻塞,关中粮食紧缺,导致粮价飞涨、饥荒四伏。老百姓吃不上饭,可是要乱的。于是重任落在了刘晏肩上。

764年,唐代宗任命刘晏接办漕运。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疏浚河道,目的是南粮北调。过去,一艘粮船一行到底,但由于各河道水况不同,时有船毁人亡的情况发生,因此粮食运到目的地时多有损失。

于是刘晏采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,改直法为段运法,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,建立中转站,使江船不入汴水,汴船不入黄河,河船不入渭水,杜绝了翻船事故,大大提高了运粮效率。

刘晏是理财专家。之所以称之为专家,也是因为他知道何处当节约,何处不能省。运粮的基础建设改良了,运粮的人是否靠谱也很重要。这个如何保障呢?刘晏的办法是:训练军士运粮,每十船为一队,军官负责押运。同时,船工由过去的征调改为雇佣。

对于军官而言,粮食有没有损失,直接与其升职加薪挂钩。所以,大家都小心翼翼,用心保护粮船。对于雇佣的船工,刘晏选择给高工资。刘晏设立了十个造船厂,每艘船造价高达一千串钱。

有人质疑,每艘船的成本也就五百串钱,你这么烧钱,是不是太浪费了。刘晏给出的理由很简单——你得先让人家干活儿的人维持在一定的生活水平,衣食宽裕,人家给政府制造的东西才可能坚固耐用。

事实上,他是对的。刘晏去世后,其他官员接手造船工作,削减预算,船厂没有利润,造出来的船越来越脆弱,一撞就坏,一度使整个粮运工作停摆。

刘晏的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,每年水运稻米在几十万石到一百万石之间,有效供应关中,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。当年,第一船粮食运到长安时,皇帝欣喜万分,敲锣打鼓出城迎接,盛赞刘晏,“爱卿啊,你就是我的萧何啊!”

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,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,甚至是唯一来源。在这一点上,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。卡尔·马克思也曾说,“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,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。”

所以说,收税没毛病,关键是怎么收。刘晏的理念是:其一,养民为先;其二,取于无形。何为养民为先?就是先把人口搞上去,把蛋糕做大。刘晏认为,“户口滋多,则赋税自广,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。”他增加税收的办法,不是单纯依靠增税,而是通过休养生息的政策,增加人口,促进生产,从而扩大税源。

何为取于无形?就是不直接收现金,而是从商品中收税。刘晏认为,“因民所急而税之,则国足用。”什么是百姓急需之物呢?盐。因此,税于盐价,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。这跟管仲的“官山海”是一个逻辑,“取之于无形,使人不怒”。

同时,刘晏还明白两个道理:第一,要杜绝中间商赚差价。第二,市场也需要调节机制。谁是“中间商”呢?盐官。谁来调节市场呢?政府。刘晏认为:盐官越多,人民受到的骚扰也越多。关乎国计民生,必须杜绝腐败。所以,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。收盐的人把盐转卖给商人,商人随意运往他们想去的地方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。

但是,商人也都是趋利的。一些偏远之地,商人运粮成本高,自然不愿意去。于是,在这些地方设立运盐官,由政府把盐运到这些地方储存起来。有时,盐商受阻,供应紧缺,盐价蹿升,政府便拿出库存压低盐价卖出,调节市场价格,此法称为“常平盐”。如此,政府既可赚到利润,而百姓也可不再缺盐。

刘晏这套办法很有效。起初,海盐税收不过四十万串钱,后来已高达六百万串钱。从而,国库充足,人民也不觉得有负担。史家赞其 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。

包括在赈济贫民的问题上,刘晏也有其独特的主张。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。他认为:“善治病者﹐不使至危惫;善救灾者,勿使至赈给”。因此在发生灾荒时,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赈济之外,主要还是利用常平法,在灾区以平价出卖粮食,以维持平衡。在当时,这样的经济思想,可谓相当超前了。

刘晏初受命为转运使时,全国只有二百万户,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。到了779年,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,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,其中盐利过半。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,百废待兴。国家急需要一位能够力挽狂澜,治乱理世的良相贤臣来治理国家。这个时候,刘晏站在了历史的潮流之上。

刘晏治国理财的主要经济思想是:商机随时随地都在,关键是抓住商机,趁势发展。“自言如见钱流地上”,就看你怎么去捡了。这一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思想在当时极为先进。同时他主张“理财须以爱民为先”,通过休养生息,达到了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的良好效果。

刘晏治国理财的主要措施就是结合实际,灵活运用古人的“均输”之法,并将“均输”推陈出新,用到了极致。

均输法为桑弘羊首创,当时各郡国诸侯必须向封建中央进贡本地土特产品,运送这些物品必须征用大量农民,而且由于交通不便转运困难,贡物运到京城按市价销售还不足以偿付车船的运费,贡品还有可能在长途运输中损坏或变质,为了克服这些弊端,桑弘羊创行均输之法。

具体内容为: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吏,令工官造车辆,加强运输力量,各郡国应交的贡品,除特优者仍应直接运送京师外,一般贡品则按当地市场价格,折合成当地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,交给均输官,由他负责运到其他价高地区销售。

这样,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的烦难,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,又可避免贡物在运输中损坏和变质,使国家财政也能增加收入。这些措施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结为:一是发展交通,加强运输力量;二是建立商品行情情报信息网,三是低买高卖,赚取地方差价。刘晏因时制宜,因地制宜,在实施过程之中,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。

一、兴漕运,省费用。

唐朝定都长安,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后,人口聚集,迅速膨胀,必然消耗大量的粮食,而长安一带除关中平原外,皆为苦寒之山地,产粮甚少,庞大人口所需粮食必须靠从江南运输而来。这样,漕运就显得极为重要。

漕运在刘晏当转运使之前就有,但却是弊病百出之漕运:运转速度迟缓,从江南转运到京都需要八、九月之久;运费开支数目巨大,“斗钱运斗米”;损失损耗巨大,每斗运输途中损失二升;强制劳役转运,民怨沸腾。刘晏立足实际,认真查找漕运中的问题,一一解决。

据《新唐书.食货志》记载:“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,随江、汴、河、渭所家。故时转运船繇州陆运至扬子,斗米费钱十九,晏命囊米而载以舟,减钱十五;繇扬州距河阴,斗米费钱百二十,晏为歇皇支江船二千艘,每船受千斛,十船为纲,每纲三百人,篙工五十,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,上三门,号“上门填阙船”,斗米减钱九十。调巴、蜀、襄、汉麻枲竹筱为綯挽舟 ,以朽索腐材代薪,物无弃者。未十年,人人习河险。江船不入汴,汴船不入河,河船不入渭;江南之运积扬州,汴河之运积河阴,河船之运积渭口,渭船之运入太仓。岁转粟百一十万石,无升斗溺者。轻货自扬子至汴州,每驮费钱二千二百,减九百,岁省十余万缗。又分官吏主丹杨湖,禁引溉,自是河漕不涸。”

这一系列对症下药的具体措施包括:保持漕运河道不涸,修造质量过硬的漕运船只,沿途设置转运仓,培养专业的漕运船工,制备专业的漕运揽绳等等。这些措施实施后立即起到了明显的效果:运转速度加快,由扬州运粮到京都仅四十天;革新之后每年减少运输损失达二十二万石之多;从扬州到长安,每石米只需要七百文的运杂费;而且雇佣专业的船工代替过去强制劳役转运,即可使劳力能够投入到正常生产过程中去,又让专业船工做专业的事,获得专业收益。刘晏改革转运制度﹐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﹐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。

刘晏之前的均输政策,基本是用在陆路运输一块,刘晏创新性地将其运用到了水路运输,取得了重大成效,解决了当时长安米贵的民生与政治问题,也将均输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,同时培养出了一批专业的漕运队伍,相当于专业的均输工人,开通了唐朝时期的水上高铁。

二、改盐政,兴市场。

刘晏是个市场经济的高手。在他之前,唐朝实行的是盐铁国营专卖的制度。当时政府完全控制了盐的定价权,市场弹性完全丧失,导致盐价暴涨;同时官府卖盐,机构设置多,人员多,开支庞大。

刘晏主政后,对盐政进行了改良。他将统购统销政策改为“民产——官收——官销”。改良后,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;其次,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,一方面打击私盐,一方面保护获得政府牌照的盐商的利益;

第三,也是他均输思想的体现,他制定了“常平盐”制度,以保证非产盐区的盐价供应,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。为防盐商哄抬盐价,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,以平盐价。

这一政策实施后,大批盐吏被精简,盐价下跌,商业兴隆,市场活跃,百姓称颂,税收也增加。政府收取的盐利,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,至大历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,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。可见其改革之功效。

三、行常平,养生息。

刘晏对均输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行“常平”,除了前面所说的制定“常平盐”制度外,他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均进行了管制,在全国各地建立常平仓,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,这和我们现在建立的中央储备粮制度相类似。设置了知院官,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,然后“贱增贵卖”,以获其利。

也就是说,他有一个信息采集机构和系统,相当于经济情报网络,由于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,为他获得重大利益提供了行情,也为调剂有无,平抑物价提供了帮助,市场的波动也得到了平抑。

在行常平这一举措中,刘晏将当时最主要的农业产业联系了起来,他用“丰则贵取,饥则贱与”的办法,防止“谷贱伤农”或“谷贵伤农”,发生水旱灾害时,用以救济民众。同时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,贱价出售,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,这样既救了灾,使“下户力农”得到了好处,又不损国用,还刺激了生产。

他的均输理论运用,还在于他不扰民,不增民之负担,相应考虑民生,为民生养。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:“王者爱人,不在赐与,当使之耕耘纺织,常岁平敛之,荒年蠲救之。”他认为“善治病者,不使之危惫,善救灾者,勿使至赈给。”刘晏救灾为了做到“应民之急”,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,以作备荒之用。

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,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,实行了安定社会,发展生产,“以养民为先”的财政方针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